2025年12月18日，海南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这一天，被有意地与47年前——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历史性时刻对齐。正如《财经》杂志副主编王延春在近日三亚·财经国际论坛暨第五届三亚财富管理大会上所言郑州配资平台，这个日期的选择寓意深远：“如果说当年的深圳是打开了大门，海南即将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制度升级的探索。”
何为“封关”？封关绝非简单的“封岛”，更不是打造一个“购物大超市”。这场由国家最高决策层推动的重大战略，意味着什么？它将为海南、为中国乃至区域发展格局带来怎样的变革？在近日于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的这场高层论坛上，来自政策研究、国际比较与企业界的嘉宾，围绕公众关切的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
如何理解“封关”不是封锁，而是更高水平的开放？
“封关”一词，最容易引发公众的误解。许多人第一反应是：“岛封了，去海南是不是要签证了？”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在论坛上首先澄清：“‘封关’是海关监管术语，不能从字面意义上上去理解。这主要是海关监管意义上的货物流动管理，人员往来依然便捷。”
张建平系统阐释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核心内涵。他表示。“一线放开”指海南与全世界之间的联通更加顺畅自由。未来，绝大部分进口商品将享受零关税进入海南。“二线管住”指海南与内地之间设立一道“关卡”，主要管货物。目的是防止享受零关税的海外商品未经加工就随意涌入内地市场，冲击国内产业。如果海南加工增值达到30%，产品进入内地可享零关税；若未达到，则需补缴关税。“岛内自由”指在海南岛3.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资金、人员、货物、数据等经济要素可以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和配置。
“重点的是货物，对于人我们的现在仍然是非常方便的跟快捷，没有这样的一个证件的要求。”张建平强调。换言之，封关运作是海关特殊监管制度的升级，目标是建立一种“境内关外”的开放环境，其本质是制度性开放的压力测试，而非对人员的物理封锁。
张建平特别指出，海南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先行示范区，国家把第一个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放在了海南。此外，海南恰好处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全球最大一体化市场中的中间地带，海南可以把现有的政策优势集合起来，用好政策优势。例如，累计增加值达到30%的产品到国内是零关税，累计增加值达到40%产品在RCEP市场是零关税。
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郭文芹从历史维度强调了封关的意义，“封关运作就是海南改革发展史，是我国改革开放史重大的历史突破。”她指出，从探索特别关税区、国际旅游岛到自由贸易港，再到全岛封关，海南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标志着中国开放进入了“自贸港时代”。
解读“封关”红利：企业如何将“制度优势”变为“现金流”？
封关带来的直接红利，最直观的体现在税收和贸易成本上。王延春举例说，“以前做化妆品贸易的，产品只要踏上中国国土就要交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现在可以先运到海南仓库，如果内地好卖，再交税进入；如果不好卖，就从海南转口卖到东南亚。”这极大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占用和运营风险。
张建平进一步点明了这种“关税红利”背后的产业雄心。他提及在奢侈品论坛上与LV高管的交流，指出中国消费者贡献了全球奢侈品销售额的30%以上。“我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在全球各大机场的免税店能看到一款中国的品牌包包、中国的化妆品牌。”他认为，海南为零关税进口原料进行高附加值加工如品牌包装，提供了绝佳空间，企业若能把握，就能将巨大的制度红利转化为品牌溢价和现金流。
除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被视为海南更大的亮点。郭文芹提供了一组数据：2018至2024年，海南服务贸易年均增速高达21%，远超全国6.2%的平均水平。封关后，海南将在金融、数据跨境流动、专业服务业，如法律、会计等领域进行更大胆的开放试点，目标是打造面向东盟乃至全球的现代服务业高地。
对于普通民众和投资者，海南的吸引力还在于“双15%”税收优惠，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高端人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均为15%，以及更加开放的贸易环境带来的商品丰富度与价格优势。
中信城市开发运营（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良则从市场层面印证了热度：“最近一年海南整体的人口，岛外来旅游、来投资的甚至来落户的，显著增加了。”他以房地产库存为例，“全国中等以上城市库存周期超过30个月，而三亚只有9个月。”他甚至在现场呼吁：“建议海南全域放开限购，甚至是对于能够为海南自贸港做出贡献的外籍人购房放开门槛。”
海南自贸港需以制度创新突破“深水区改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研究主管，海南大学特聘教授陈波在论坛上表示，海南自贸港现阶段的定位更侧重于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窗口”，其开放模式主要是“引进来”而非“走出去”。
陈波指出，海南自贸港可在法治与营商环境建设上开展制度创新，通过增强法律一致性、规则透明度、政策可预见性及执行效率，逐步构建亲商开放的制度环境，吸引国际投资者在海南设立运营总部。
面对关于海南自贸港能否成为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两种声音（乐观前景论与短板忧虑论），陈波认为应辩证看待。一方面，当前对商事平等、市场化节奏及资本市场等问题的忧虑，恰恰揭示了海南封关建设后的核心挑战，勇于直面并克服这些机制短板，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根本逻辑与最高意义；另一方面，从“天时地利人和”维度分析，海南拥有比当年新加坡更优的条件：例如，天时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GDP来讲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以举全国之力支持海南，且在多边合作全球化中占据主动；人和上，海南具备内部高度凝聚力与全国人才资金支持。
在陈波看来，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深化推进，其覆盖90%以上货物贸易的零关税政策对海南自贸港构成了直接竞争压力，这意味着海南无法再依赖中央给予的关税政策“坐收渔利”，而必须直面比当年深圳特区建设在技术上更难的“深水区改革”。
然而，挑战之中蕴含着机遇：当前RCEP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活跃度尚未充分释放，关税条款利用率较低，且产业覆盖存在明显缺口——制造业未实现全面开放，服务业尤其是数字经贸领域尚未深度展开，这为海南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在此背景下，海南应聚焦“一线放开”策略，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拓展与国际市场的链接，吸引资金和人才集聚，同时将二线应该如何推广等议题作为后续发展步骤。
郭文芹也承认挑战，但她从区域经济角度看到了独特机会。她指出，在全球单边主义抬头背景下，东盟战略地位显著提升，而海南地处RCEP中心位置，是面向东盟的最前沿。“海南不仅仅面向东盟是面向全球的开放门户，但是当前重点在东盟。”她认为，海南可以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扮演产业合作基地、规则衔接试点和蓝色经济（海洋经济）合作平台三大战略角色。
“我们如何在封关后去迎接挑战？”张建平将问题指向了更深层的改革勇气，他呼吁海南学习“深圳当年‘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和上海先进的治理经验，在数字经济、绿色规则等前沿领域大胆先行先试，为国家对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更高标准国际规则探路。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王玮 发自北京郑州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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